（原標題： 廣州代理記賬：征收遺產稅的利與弊）

　　【導讀】10年前因條件不成熟被擱置的遺產稅動議，眼下正被兩份研究報告再次推到前臺。

　　廣州代理記賬認為，10年前因條件不成熟被擱置的遺產稅動議，眼下正被兩份研究報告再次推到前臺。

　　今年1月，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在一份名為“開征遺產稅時機成熟”的報告中提到，與10年前相比，中國已經具備開征遺產稅的經濟基礎、必要性和輿論氛圍，建議采取分遺產稅制，實行多級超額累進稅制，詳細規定免稅項目，同時開征贈與稅。

　　到了3月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京發布《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》課題中期成果報告。該報告認為，無論從社會公平政策、轉變增長方式，還是縮小貧富差距、推進遺產稅改革的時機均已成熟，條件也已基本具備。

　　“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”，是國務院《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》中提到的內容。不過經濟觀察報從財政部了解到，最近并沒有進行遺產稅征收的調查研究，也沒有得到過關于遺產稅的批示。

　　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表示，現在中國個人財富中，財產比重越來越大，還產生了一部分收入不高但財產量很大的群體，另外還有一部分的社會富裕群體，根據前兩個環節來說，征收遺產稅的必要性是毫無疑問的，“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政治的意愿性，這點非常重要”。

　　時機

　　遺產稅是財產稅的一個普通稅種。在世界上有稅收制度的127個國家中，近100個國家正在或曾經征收過遺產稅;在經合組織30個成員國中，有29個國家開征過遺產稅，目前仍有24個國家在征收遺產稅。

　　中國在1994年的新稅制改革將遺產稅列為國家可能開征的稅種之一，1996年全國人大批準了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“九五”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》，綱要中提出“逐步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”。2002年前后，有關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調研、考察，并于2003年提出了遺產稅暫行條例(草案)。但后來認為條件還不成熟，遺產稅的動議就暫時擱置下來了。“遺產稅現在可以進入討論階段，因為現在的遺產稅環境與2002年及2005年討論時的環境有所不同。”馮俏彬對經濟觀察報表示，包括遺產稅的定位、立法精神和征稅意圖等，都要重新討論。

　　在重議遺產稅時機成熟的報告中，馮俏彬認為，距離2002年已然過去十年，中國人均GDP已進入中上等國家水平，具備開征遺產稅的經濟基礎;而與十年前相比，中國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十分明顯，開征遺產稅的必要性已經顯現;同時，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顯著擴大，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十分尖銳，開征遺產稅的輿論氛圍已經具備。

　　在這份報告中，關于遺產稅的七個內容被提及，分別為：遺產稅定位于富人稅，采取分遺產稅制，明確課稅對象為財產所有人的所有財產，實行多級超額累進稅制，詳細規定免稅項目，明確將遺產稅確定為中央稅，同時開征贈與稅。

　　至于具體的征收方法，《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》報告指出，應按中產水平確定起征額。中國個人所得稅將年收入12萬以上作為需申報的高收入人群，按三口之家年收入為36萬元。如把家庭財產存量定為15年收入，則500萬元為遺產稅起征限額。限額以下是中等收入家庭，遺產和贈與不征稅。限額以上是高收入家庭，按超額累進征稅。

　　“現在的分配不公并不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，更大的是財產分配不公。”王雍君對經濟觀察報說，月收入與年收入的分配，相比起財產存量的收入分配不公稍顯弱。

　　而要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，要用完善的財產稅調節財產存量。王雍君說，遺產稅在國外實施多年，有成熟經驗借鑒，而且中國未來收入低、財產高的問題會持續相當長時期，所以開征遺產稅的條件成熟，“但是政治意愿并不是很強烈，畢竟富裕群體在政治上是擁有一定力量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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