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原標題： 廣州代理記賬:界定事權:財稅改革關鍵一刀）

　　【導讀】財力和事權不匹配導致基層財政困局。必須要考慮增值稅全覆蓋之前，全面調(diào)整現(xiàn)行的財政體制。

　　由于財力和事權的不匹配而導致的基層財政困局，將會發(fā)生重大變化。

　　廣州代理記賬認為，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，自今年8月1日起，交通運輸業(yè)和部分現(xiàn)代服務業(yè)營改增試點將在全國范圍內(nèi)推開。并要求隨著營改增試點范圍的擴大，研究合理調(diào)整增值稅分成比例，理順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。

　　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，營改增進入全國推廣階段，必須要考慮增值稅全覆蓋之前，全面調(diào)整現(xiàn)行的財政體制。

　　這也就意味著，與之相對應的“財權與事權相匹配”或“財力與事權相匹配”的分稅制原則，將面臨不得不調(diào)整的局面。

　　“花不完的錢”

　　“有時候上面下發(fā)文件，說有一項資金，但必須要用作特定的支出，那么地方積極性可能就不高，但如果這筆資金在一定范圍內(nèi)可被靈活使用，那么地方就會積極去申請。”一位基層財政局企業(yè)科的不具名人士告訴《華夏時報》記者。

　　事實上，這一情況至今仍普遍存在。今年兩會期間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董大勝就提出，財政預算每年由發(fā)改委負責分配的3000億項目支出，加上中央各部門的結轉庫款就是一筆很大的數(shù)字。

　　此外，從2000年到2011年的12年間，中國公共預算超收收入總額高達5萬億。在不少業(yè)界人士看來，預算時財政收入增長被低估是超收的一個重要原因，全國人大預工委人士曾告訴記者，在預算制定過程中往往留有余地。

　　留有余地的背后卻是地方財政對資金的強烈需要。

　　一位地方財政官員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曾表示，“如果沒有超收，地方財政的工作會很難做。”他進一步解釋，年初或年度中間，各單位都拿著上面的文件跟財政要錢，但地方財力就那些，除去配套中央的、保障房的、義務教育的，根本沒有余額，地方財政局沒辦法只能說：“再等等，看能不能調(diào)劑。”而所謂“等”就是等年底看有沒有超收，一般到第四季度基本上就能知道大概有多少超收，然后開始給各單位追加支出。

　　在各地方財政看來，如果是中央嚴格規(guī)定用途的資金，往往會因為缺乏地方配套而很難嚴格執(zhí)行下去，那么資金閑置或者被變通使用的情況就不可避免。

　　針對這一問題，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、濟南市市長楊魯豫對此感觸很深，“一個城市好比一個家，要做好多菜。專項轉移支付就像這個錢只能買醬油，我不能拿它買鹽。但實際上，我家里可能多的是醬油，缺的是鹽。”

　　不匹配的財力

　　地方配套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背后是財力和事權的不匹配。

　　2012年，社科院財經(jīng)戰(zhàn)略研究院發(fā)布了歷時8年研究完成的《中國公共財政建設報告2011(地方版)》，從地方政府收入結構來看，一般預算收入不到全部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，其中稅收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8%，不足四成。

　　事實上，盡管中央的財政收入占到全國財政的一半以上，但中央的財政支出不到20%，大量的財政資金是通過體制收上來，再轉移到地方去的。

　　業(yè)內(nèi)專家指出，之所以出現(xiàn)這種情況與我國各級政府間事權事責分配關系不完善有關。

　　中央財經(jīng)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馬海濤指出，在財力和事權分配關系上，應該是“每級政府干多少事，必須有多少錢”，在我國現(xiàn)有的財政體制中，是中央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，讓地方政府承擔了本來應該由中央政府承擔的支出責任。

　　但是馬海濤同時指出，在我國的財政實踐中，上級政府往往讓地方政府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沒有給夠資金支持，因此，在某些地方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提供該項公共服務的質量遇到了問題。

　　在劉尚希看來，目前我國的體制是，“上面千條線，底下一根針”，地方財力與事權不匹配。

　　界定事權

　　于是，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，成為財稅體制改革領域的一個重要命題，營改增帶來的中央和地方稅收分享的變化，無疑給相關改革帶來契機。但增加地方稅權也存在不少障礙。

　　一位財政部人士則告訴記者，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說法地方政府喊得最多，但是這一說法并不符合經(jīng)濟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的利益。因為即便給予這些地方更多的稅權，他們本身并沒有太多的稅收來源，收入不會增加太多，仍然需要依靠中央的轉移支付。如果進一步下放稅權，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力將會受到影響，造成不同地區(qū)財力不均衡局面更加明顯。

　　事實上，現(xiàn)在中央財政支出占比并不高。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去年就曾撰文指出，目前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比52%，支出只占20%，而地方支出卻占到80%，遠低于2009年經(jīng)合組織(OECD)成員國非加權平均的46%，其中與中國可比的大國如美國是54%，英國是72%，日本是40%。各國這一數(shù)字雖然差異較大，但都遠高于中國的中央財政支出。

　　這些數(shù)字差異背后顯示出，大量應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，在中國基本上是由地方管理，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管理。

　　樓繼偉指出，現(xiàn)在的問題是，中央收了“大頭”、花了“小頭”，地方收了“小頭”，卻花了“大頭”。中央集中太多了，應該多分給地方，這是各地政府紛紛提出的方向。但是在他看來，能留給地方的稅種是很少的。樓繼偉指出，關鍵是分清中央與地方的支出責任，這是正確的方向。

　　廣州代理記賬認為，劉尚希也對本報記者表示，“中央與地方及其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如何界定，是政府間財政關系的一個基礎性問題，也是行政體制改革繞不開的一個基本問題。若是在每一級政府都實現(xiàn)了財力與事權相匹配，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也就到位了。”

　　樓繼偉的文章則指出，我們?nèi)狈Π凑找欢ǖ脑瓌t分配各項政府職能的觀念。他認為我們應該像常規(guī)的大國那樣，把國家應該管理的事務管起來，從而大量減少相應的專項轉移支付。因為專項轉移支付所對應的事務中，有一部分是國家應該管理的，卻通過專項補助讓地方去管理。中央把應當管理的事務管起來，把履行職能的公務員、機構及其財政支出全部承擔起來，相應的轉移支付就沒有必要了。

　　“現(xiàn)在我們的做法是維持現(xiàn)有不合理的事權，多給地方政府資金讓它們辦本應由中央政府辦的事項，這樣做沒有出路，這個問題事關重大，如果沒搞清楚，就維持現(xiàn)狀，不宜壓縮中央收入比重。不然，會為今后的改革設置障礙。”樓繼偉指出。

　　馬海濤也指出，在我國的特殊國情和國際大環(huán)境下，應保持財政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初次分配環(huán)節(jié)中，實現(xiàn)適度的集中，在轉移支付后的再分配格局中，地方政府擁有的財力占有較大的份額。

　　而當前的關鍵問題是應進一步調(diào)節(jié)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規(guī)模和結構，并提高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的管理效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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